王莉莉
內容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積極回應時代關切，勇于破解實踐難題，以非凡的政治勇氣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大潮涌起。越是處于改革攻堅期，越需要匯集眾智、增強合力；越是處于發(fā)展關鍵期，越需要凝聚人心、眾志成城。“堅持好、發(fā)展好、完善好我國新型政黨制度”首要的就是“夯實新時代多黨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礎”。本文從豐富基層思想教育新形式、完善基層建言資政新平臺、構建基層民主監(jiān)督新機制等三個層面對凝聚新時代民主黨派界別政協委員新共識的路徑進行了初步探討。
關鍵詞：共識 民主黨派 新路徑
70年櫛風沐雨，70年逐夢征程，70年，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越，創(chuàng)造了讓世界驚嘆的“中國奇跡”。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帶領全國人民，以光輝業(yè)績，給予了“中國為什么能行”、“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行”最有力的回答。正如原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同志所說，黨和國家事業(yè)取得歷史性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堅強領導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指引，這是我們取得一切發(fā)展進步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們繼續(xù)開創(chuàng)美好未來、實現偉大夢想的根本保證。
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70年來，人民政協積極投身建立新中國、建設新中國、探索改革路、實現中國夢的壯麗實踐，走過了輝煌的歷程，建立了歷史的功勛。”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人民政協的舞臺更加寬廣，責任更加重大。”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婁勤儉強調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積極回應時代關切，勇于破解實踐難題，以非凡的政治勇氣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大潮涌起。”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們面對的是更為復雜的關系、更為尖銳的矛盾、更為糾葛的利益格局調整，更容易在思潮交匯的“千奇百怪”及新生事物的“千姿百態(tài)”中迷惘、動搖甚至迷失。因而越是處于改革攻堅期，越需要匯集眾智、增強合力；越是處于發(fā)展關鍵期，越需要凝聚人心、眾志成城。“堅持好、發(fā)展好、完善好我國新型政黨制度”首要的就是“夯實新時代多黨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礎”。
從自身實際出發(fā)，各級政協的委員及各民主黨派地方組織、基層組織的成員構成已經發(fā)生了明顯的“結構性”變化，對進一步發(fā)揮“人民政協協調關系、匯聚力量、建言獻策、服務大局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全新的命題。以民進淮安市委為例，我會在會員結構上發(fā)生了明顯變化。老一代的會員逐步退出工作崗位，大批三、四十歲的中青年加入，新一代成員已經成為我會的主體。年輕一代的會員學歷高、職稱高、知識層次高，思維活躍、思想敏銳，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參與意識。但同時，由于他們加入黨派的時間不長，缺乏老一輩與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共事的經歷，接受各種思想教育和政治磨練也相對較少，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對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優(yōu)越性、多黨合作歷史和本黨派光榮傳統(tǒng)了解不多、認識不深的一面，對我國政黨制度表現出一些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此外，受國際國內形式變動和各種思潮的影響，年輕一代會員表現出與老一代會員明顯不同的思想特征：思維方式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價值取向的功利明顯增加；行為模式向“自主性”、“參與性”轉變；政治觀念崇尚民主、自由、平等；人生態(tài)度趨向注重個人利益。這樣的新情況新變化都對新形勢下做好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教育引導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在對民主黨派提出的“四新”要求中指出，“思想共識要有新提高”。這是告訴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每個人的思想也要進入新時代，深刻理解新時代和自己的關系，從而產生一種新的動力。所以說，要形成符合時代特征對的新思想共識，從而更好地凝心聚力，畫出更大更美的“同心圓”，就必須積極探索新時代凝聚各民主黨派尤其是作為其“代表人士”、“關鍵少數”的民主黨派界別政協委員思想新共識的新路徑。
一、豐富基層思想教育新形式，筑牢“同共體”
行成于思，思維是行動的先導，更是自覺行動的動力。新時代新形勢新環(huán)境新任務對各級政協委員提升履職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希望全國政協委員勇于擔當責任、著力提升能力素質、保持良好形象、增強委員意識，懂政協、會協商、善議政”。[1]對于作為“代表人士”的民主黨派界別政協委員而言，要以“有限”的精力、時間和專業(yè)經驗去面對更為凸顯的歷史使命、更為明確的社會責任、更為豐富的工作內容、更為高質的任務要求、更為廣泛的階層群體，本身就是一個新的挑戰(zhàn)，就更加需要堅持“以黨為師”，更為迫切地需要以科學的理論加以引導、系統(tǒng)的方法加以指導。
同時，民主黨派界別政協委員其作為“代表人士”的“代表性”其社會角色特征一般表現為“社會知名度大、關注度高，一言一行都具有影響力和示范性”，同時也意味著要面對比普通黨派成員更為復雜、更加充滿誘惑的環(huán)境與局勢。同時，在新的環(huán)境和條件下，部分民主黨派成員政黨意識淡薄，部分組織渙散，已經成為阻礙民主黨派自身建設、打造高素質參政黨的“攔路虎”。
政治問題，是根本性的大問題。正如民進中央主席蔡達峰所強調指出的“如何提高自身的政治意識，加強自身修養(yǎng)，學會政治思維，判斷面臨的復雜問題，這對我們也是一個考驗”因此，就民主黨派而言，談“思想共識”問題，其落腳點仍然必須在“不忘合作初心，繼續(xù)攜手前進”這條主線上。引導和教育廣大會員在凝聚新的共識的過程中，不斷加強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學習、不斷加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樹立堅定的政治立場，從而在新一輪的“思想大潮”中“咬定青山不放松”、“任爾東南西北風”。
新形勢下，隨著手機、網絡等新傳媒介質的不斷發(fā)展，使得思想文化的傳播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念匯聚碰撞，思想和信仰逐漸變得多元化。部分西方國家更是利用其在技術和網絡傳媒上的優(yōu)勢，有組織地實施政治宣傳和價值觀念輸出，加緊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滲透。而我們不少同志仍然新媒體技術意識淡薄、缺乏接受新鮮事物的敏銳性、觀念更新不夠，往往處于信息劣勢的境地。同時，傳統(tǒng)的思想政治工作普遍存在形式陳舊、手段落后、渠道單一的弱點，多以灌輸式教育為主，注重集體或大的活動，忽視經常性的思想教育工作。在強調“開放性”與“互動性”的新媒體環(huán)境下，其實際效果會受到影響和沖擊，甚至削弱各級政協組織及民主黨派的凝聚力和影響力。
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要因勢而新”。我們要善于造勢，
加強正能量宣傳。要善于發(fā)現各級政協委員中的“突出代表”、善于挖掘會內“感人、動人、鮮活”的“好故事”，大力加以宣傳，用砥礪奮進的成績激勵委員，以各類先進典型的榜樣力量感召委員；還必須把握時空變化、時代脈搏，利用新媒體、新技術，善用微博、微信、QQ群、手機APP等形式，多用“網言網語”，利用互聯網技術進一步突顯代表人士的“話語權”，增強時代感和吸引力，從而更好地教育委員。
二、完善基層建言資政新平臺，搭建“連心橋”
“實現中國夢必須凝聚中國力量。這就是中國各族人民
大團結的力量。”“最重要的是人的團結，要團結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但“共同的理想與信念”同樣需要在共同奮斗的實踐中加以鞏固和升華。
回顧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勠力同心、團結奮斗的光輝歷史和多黨合作事業(yè)走過的不平凡歷程，我們不難發(fā)現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是在幾十年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同呼吸、共命運”的實踐中，不斷增進彼此的了解、認識和信任，從而結下了深厚友誼，成為彼此風雨共渡、團結合作的強大動力。各民主黨派也是在歷經風雨洗禮后，才逐步從同情、傾向共產黨到轉變?yōu)楣_自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起點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的共同初衷，但其成為“凝結在血液中”的“同心基因”，則是經過了“血與火的洗禮與歷練”。因此，新的思想共識，也必須在合作共事中才能得到真正意義上的深化與提高。
從工作實際來看，由于黨派界別政協委員群體與地方、基層黨委政府缺乏有效地“聯系溝通機制”，長期的“零接觸”或者極少數的“短時接觸”導致的“陌生感”已經形成了其在參政議政履職中存在明顯的“三個短板”。一是民主黨派界別政協委員對社會政治的關注不夠，全面系統(tǒng)地看問題能力較弱，因而對重大、宏觀問題的意見建議常常缺乏全局性。二是民主黨派界別政協委員在政府部門任職數量少，存在很難從政府的視角來考慮分析問題的“先天不足”，對策建議常常缺乏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三是民主黨派地方組織、基層組織參政議政時常面臨“選題困境”，“宏觀課題”了解不全、把握不住；“微觀課題”了解不深、找點不準。
參政議政只有緊扣國情、省情、市情，有的放矢，才能“參到點子上”、“議到關鍵處”。因此，這就需要進一步完善基層建言資政的新平臺，為各級政協委員尤其是“體制外”的委員群體了解政府運作、熟悉施政理念、明晰政策導向，從而進一步明確議政協商的任務路徑提供必要與可能。在這方面，民進淮安市委進行了初步探索，自2013年以來，以對口聯系制度為基礎，同市委市政府相關部門建立了以定期“走訪、回訪、議題”為主要形式的“互動平臺”，形成了“互通有無、守望相助”的長效機制。走訪，由民進市委組織本界別各級政協委員等參政議政骨干，帶著問題深入相關部門，了解政府運作方式、部門工作機制、實際工作中的具體做法和難題；回訪，邀請對口聯系部門參與民進市委、基層組織的各類活動，利用“建言直通車”的渠道，為部門的實際困難鼓與呼；議題，以當前中央、省、市各級的重要戰(zhàn)略部署和部門當下的重大項目、重點任務為討論要點，由會內外相關領域的專家與部門領導、處室負責人等展開咨詢、探討、協商。通過以“互動平臺”為載體的“親密接觸”，消除了民主黨派組織及成員和政府部門間的隔閡障礙、打破了普通會員對機關部門的神秘好奇、補足了骨干會員在參政議政領域的能力缺失。
我市各級政協組織也可以以現有的政協委員之家小組為組織基礎，以各專門委員會為依托，以界別特色為區(qū)分，積極構建委員之家與市委市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常態(tài)化的聯系平臺，為各級民主黨派界別政協委員真正做好“參謀、幫手、同事”提供更為務實有效的機制。
三、構建基層民主監(jiān)督新機制，打造“同心圓”
民主黨派界別政協委員作為“關鍵少數”，普遍具有既
“處江湖之遠”又“居廟堂之高”的獨特政治優(yōu)勢；同時由于他們大都是所在行業(yè)或專業(yè)領域的領軍人物，尤其如新媒體從業(yè)人員和網絡“意見領袖”等新階層人士，其在所聯系界別群眾和普通黨派成員中常具有“一句頂一萬句”的更強的個人魅力和更高的“政治信賴感”，因此在“凝聚人心”上往往能夠發(fā)揮“以點帶面”的“杠桿作用”。
新形勢下，隨著社會治理重心的下移和屬地管轄原則的落地，在一定層面上“激增”了基層政府的“權責壓力”，雖然其目標是趨向于形成“政府治理與社會調節(jié)、居民自治良性互動”。但對于長期習慣于“大政府模式”的群眾而言，適應這種“社會角色和行為方式的轉變”則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同時也需要“第三方的合理科學引導”。問題在基層、矛盾在基層、困難在基層，但往往解決問題的辦法、化解矛盾的癥結、克服困難的途徑也在基層；如果能夠充分有效地發(fā)揮民主黨派界別政協委員的作用，為所聯系界別群眾及普通成員及時“解惑”、準確“答疑”、堅定“傳道”，減少“非必要的誤會與矛盾”，則能更好地實現“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最優(yōu)結果。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六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要提高聯系群眾能力，創(chuàng)新群眾工作方法，暢通和拓寬各界群眾的利益訴求表達渠道，發(fā)揮好橋梁紐帶作用”。而這種“橋梁紐帶作用”實現的基本路徑之一則是履行好民主黨派界別政協委員的民主監(jiān)督職能。
“民主黨派民主監(jiān)督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共同的政治創(chuàng)造。早在1945年，毛澤東與黃炎培“窯洞對”時，就提出了中國共產黨跳出歷史周期律的民主化路徑。經過實踐探索，特別是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逐步完善，民主監(jiān)督成為民主黨派的一項職能，發(fā)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視民主黨派的民主監(jiān)督工作，積極豐富和拓展民主監(jiān)督的內容和形式，推動各民主黨派加大對重大改革措施、重要政策貫徹執(zhí)行情況和“十三五”時期重要約束性指標等的監(jiān)督，取得了良好效果。”[2]
但從基層實踐層面而言，雖然《中國共產黨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條例（試行）》明確了民主黨派民主監(jiān)督的10種形式，但民主黨派及其界別政協委員履行民主監(jiān)督職能的方式仍然相對單一，提案等監(jiān)督手段仍然具有“時效性”的特點難以形成長效機制，同時，其監(jiān)督方式對于基層政府和相對微觀的行政行為仍然缺乏較為直接的“監(jiān)督路徑”和一定的“約束力”。實際上，民主黨派及其界別政協委員的民主監(jiān)督相較于黨內監(jiān)督與政府內部監(jiān)督而言，具有明顯的建議性強、解釋性強、宣傳引導性強的正外部性，因而更能夠在“化解”領域發(fā)揮更好的作用。
因此，這就需要進一步完善基層民主監(jiān)督體制，持續(xù)提
升其制度化、規(guī)范化、民主化水平，形成監(jiān)督有力的長效機制。在這一方面，淮安市政協已經通過開展“三走進一聯系”等創(chuàng)新活動，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建議能夠在實踐基礎上，通過構建民主黨派及其基層組織與基層黨組織的共建平臺，進一步探索各級民主黨派界別政協委員民主監(jiān)督為黨內監(jiān)督進行補充、為群眾監(jiān)督提供“范例”的良性互動與循環(huán)，從而更充分地發(fā)揮其民主監(jiān)督職能“導”之有方、“導”之有力、“導”之有效的作用，從而更好地發(fā)揮其“化解基層矛盾”的作用，更好地“協助黨和政府做好增進共識、加強團結的工作”[3]。
作者：王莉莉，淮安市政協副主席、民進淮安市委主委